大熊他们就危险了。但任何人都知道，土地产权明确势在必行。这不仅关系到目前正在开展的金融斗争，国家如果做不到账目清楚，何谈反击。而且目前中国的经济发展超速明显，但资源的通盘了解又远远滞后。所以无论如何，利用航海钟精确的掌握土地情况，谁也阻挡不了。
再一个，既然阻挡不了，大熊就需要规避自己的风险。规避方法，就是在国家财政体系中，把土地的权重降下来。
中国几千年来，除了宋朝以外的历届政权，都是围绕土地来搭建国家律政体系。这么做的好处是：中华民族很早就完成了人类文明中的原始分工，精细到一户一丁的社会分工，使得中国上下一统，并且甩开世界向前发展，直到朱元璋的军、农、匠分户而治，达到社会化原始分工的最顶端。
但历史发展到今天，这种制度不再合乎时宜了。因为一切法律都是围绕着农业和土地来建立的，那么就等同于这样一个定律：
一切的利益，也都归集于土地。
中国农民一方面要承担整个国家的税收，一方面还要成为无限的兵、役之源。不仅要为皇族、贵族的花天酒地买单，还要供他们驱使，为他们修筑历史的功绩，建造房屋、织补衣裳、扛枪打仗。
这一切，都因为利益的本源，也就是原富，来自于农民耕种的土地。
而人的私欲，也就是原罪，又是无止境的。
久而久之，那些高高在上的法律制定者、维护者、解释者，就必然会追求财富的本源，土地。豪门兼并，也就必不可免。
当时钟走到了大明天启七年的时候，中国人的财富体系却产生了变化。自范蠡起，商业，就已经独立于农业存在。发展到宋太祖时，这位史家公认的喜欢说大实话的老实人，公然为战争标上了价格：
20缗（折铜钱2万）购买一颗契丹人头，整个契丹人不过10万，那么我大宋只要积攒下200万缗，就能够打赢一场国与国之间的战争了。
这句话的实惠之处，理当是全中国人民的宝贵财富，将商业与战争紧密结合，恰恰是数百年后的英国人所采取的步骤。然而倒霉的是，宋代法制，依旧是农业社会的成法，假使他们能够率先摸索出商业社会的法律体系，则中国自宋代开始，便步入第二次社会分工期，并再次甩开世界，向前发展。
事实上，这样的分工已经开始。忽必烈大汗视江南商业发达地区为南人之地，就因为那时的中国，已经出现了南北分工，北地以耕种、畜牧为主，南方以商业为主。
但更为倒霉的是一个三段式历史演进：
第一段：在两个民族、国家之间争斗拼杀时，沿用成法的一方，永远比正处于转型期的一方更占据优势。
“宋人议论未定，金兵已渡黄河”
宋人努力的从“农业文明”破茧跃入“商业文明”的过程中，转型转得异常艰辛，王安石与司马光的争论，不仅直接导致了靖康之耻，甚至还延续到了南宋，贾似道是个jian臣，然而这个jian臣的经济政策，竟然拖胎于王荆公的青苗法！！！
这特么找谁说理去！
紧接着是第二段：国家内乱时，谁抢先占领财源之地，谁就会获取成功。
自古都是北朝灭南国，然而朱元璋这个雄才伟略的乞丐，硬是从金陵起兵，向北驱逐了困扰中国数千年的游牧民族政权。原因就在于他所拥有的根据地，恰恰是经商数百年的江南。有了江南财阀的支持，元顺帝成为中国历史上最幸福的亡国之君。
元顺帝逃回了祖宗的草原，仍然以大可汗的身份生活了两年，并且依照他的性格，似乎也没觉得大都丢失有什么了不起的。蛮好，蛮好。
最后一段，转型期必然会滋生**团队。那么建国伊始，国家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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