西京以及大片国土买了回去，然后干脆利落地撤离高丽国土，与辽国继续死磕--从这一点上看，金国还是很讲信用的。
辽国呢？出兵慢，还一个劲地盯着金国猛打，开京怎么样他们完全不管，失了高丽人心，而且到最后也没把金军杀光，双方厮杀固然惨烈，但经过这一遭，金国从高丽拿到的东西，已经足够他们在辽东成为辽国的心腹之患了。
而在魏军的身后，在黎盛下令在釜山城外杀降的那一刻，围攻开京的大军，也终于是爬上了开京的城墙，杀到了城内。
这一刻的崔承允并不意气风发，或者说，当他能成功带着大军来到开京城下时，他就已经知道了这个结果，如果说以往李氏的底蕴还能镇压整个高丽，那么在金倭联合入侵之后，李氏的举动、江山的沦陷已经让所有高丽人对他们失去了最后的敬畏与推崇。
没有什么意外，大军入城，高丽王李宗衍，所有皇室李氏血脉，冥顽不化依旧职责崔承允为反贼的官员，试图反抗的禁军--全部被杀了个干净。
太阳底下没有什么新鲜事，自古以来夺位都是这一套，当高丽皇宫沁满了血，当李氏的血脉从前一天的高高在上到这一刻的催命符，当崔承允走入那座大殿，却没有一个人敢抬头与他对视时，这场高丽的内战，就基本结束了。
简单有效的，便是最好的。
而此时南方庆尚道光复、倭军三万被尽歼于釜山的战报也刚刚入城，坐在那把王椅上的崔承允展开读了很久。
他毫不意外这个结果，也并不打算违背自己之前做出的承诺，他只是在想，以后的高丽，彻底倒向大魏，成为大魏一份子的高丽，会是什么样子呢？
以及，这把王椅坐起来可真不舒服。
......
十三世纪末的东亚格局堪称"破碎的多棱镜"：魏辽两大帝国在北方持续几十年的拉锯战已进入白热化，地处半岛的高丽不得不在金国劫掠、倭寇侵扰与内部倾轧的三重危机中寻找生存之道。崔承允主导的《开京条约》签订，将传统朝贡体系推向了前所未有的深度捆绑模式，这种被后世称为“半殖民地化”的特殊形态，实为小国在乱世中被迫进行的政治豪赌。
开京之围期间王室集体逃亡济州岛的决策，暴露出李氏政权已丧失基本的统治合法性。据《高丽备要》记载，乐天二十一年全罗道秋税实征率仅达账面值的17%，而同期庆尚道军户逃亡比例高达43%。这种系统性崩溃不仅源于倭寇入侵，更深层的原因是李氏贵族通过“科田法”兼并了全国62%的耕地，导致财政基础瓦解。当崔承允在开京死守血战倭军时，济州岛上的王廷却在讨论要不要渡江内附辽国以避难，这种统治集团的彻底腐化，使得王朝更替具备了历史合理性。
现代史学界对崔承允的评价长期存在“解放者”与“卖国者”的争议。支持者往往援引《全州军议录》中“宁为魏藩属，不作倭奴仆”的宣言，强调其通过战略妥协保全了高丽文明火种。反对者则聚焦“海关让渡条款”和“魏商治外法权”，认为这摧毁了经济主权。但条约中看似屈辱的条款，实则也暗含精妙算计：当魏军驻扎济州岛、釜山港、江华岛、仁川，高丽实质上获得了一道抵御倭寇的防火墙；而允许魏商垄断盐铁贸易，则在短期内缓解了因战争导致的物资短缺。更关键的是，崔承允通过世子为质、官员任免审核等条款，将李氏王朝的剩余影响削减到了最低，这种“以主权换治权“的政治智慧，使其新政权得以在殖民体系的裂缝中培育自主性力量。
当然，历史的代价从未缺席。条约签订后的十年里，高丽经历了痛苦的转型阵痛。据户曹统计，光定三年魏商控制着全国78%的铁矿和92%的海盐贸易，代价是庆尚道半数矿工活不过四十岁；开京西市每日有满载人参貂皮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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